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师后国内股票配资，中共中央为加强两支主力红军的团结，促进相互学习与融合，特别决定从两个方面军各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和战士进行交流任职。这一决策本应成为红军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时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严重的个人野心。在争夺中央领导权未果后，他公然违背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北上抗日决议，擅自率领左路军脱离中央指挥序列，执意南下川康地区，企图另立中央。但南下行动很快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在百丈关等战役中损失惨重，最终不得不于1936年10月被迫北上，与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实现会师。
在这段艰难时期，张国焘对红一方面军交流到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实施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他首先命令保卫部门秘密建立黑名单，对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进行全天候监视，通过安插眼线、设置考验等方式进行政治审查。更令人发指的是，对那些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分裂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张国焘同样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打击报复措施。
展开剩余6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龙潭三杰之一胡底烈士的遭遇。这位曾担任红一方面军中央国家保卫局侦察部长的优秀干部，在行军途中因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被秘密下毒杀害。另一位原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在交流到红四方面军后，因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被非法拘禁，双手被麻绳紧紧捆绑，在押解途中惨遭秘密处决。这些暴行充分暴露了张国焘排除异己的残酷手段。
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还波及到红四方面军内部。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主任余笃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等高级干部相继遇害。此外，廖承志、徐以新、罗世文、朱光等红军领导人也遭到长期监禁，被剥夺人身自由，在严密监视下遭受政治迫害，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党内的团结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对红一方面军派来的电台人员也表现出病态的猜忌。他武断地认为这个电台是中央安插的耳目，强行将其改编为无线电第十台，并调离方面军总部，交由川陕省委代管。更令他恼火的是，这些大多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报务员们，私下都对张国焘的分裂言论表示愤慨，有人甚至公开表示若张国焘公开叛党，将立即切断通讯联络。
为验证自己的猜疑，1935年底，张国焘指使方面军司令部第三局局长设下圈套。他们伪造一份电报，企图诱使电台台长承认与中央红军的秘密联系。面对威逼利诱，台长义正词严地表示：我们从未私自与红一方面军联络，所有通讯记录都有据可查。次日，方面军司令部便以整编为名，收缴了第十台的发报设备，仅保留新闻接收功能。
然而就在执行新闻接收任务时，第十台意外截获了中央红军在直罗镇全歼东北军109师的捷报。台长意识到这则消息可能引发张国焘的猜忌，只将消息告知了几位可靠的一方面军同志。结果这些人很快被列入特别监视名单。所幸台长及时察觉危险，立即通知全体报务员停止与这些同志接触，避免了更大规模的迫害。
面对严峻形势，台长等人通过康克清同志向朱德总司令汇报了一方面军干部的处境。朱德同志高瞻远瞩地指示：要看到四方面军同志多出身贫苦农民，革命立场坚定，一方面军同志要以身作则，多传授苏区建设、军队整训等实际经验，少做空洞争论。在朱德等领导人的正确引导下，一方面军干部忍辱负重，最终促成红军主力胜利会师陕北，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段曲折历程充分证明国内股票配资，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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